妻子搬进来的那天，带来两只行李箱和一纸箱书。
衣服很快挂进了衣柜，书却一直摞在墙边。书架最下面一层塞满了我的杂物，我答应给她腾出来。
她从里面拿出一个白色手机盒。
“这个还要吗？”
“先放着吧。”
她没问为什么，把它搁到了窗台上。
那是我第一次去外地工作前，母亲买给我的手机。她嫌我原来的手机不经用，怕我到了陌生城市，真要找人时，它又没电。
手机是我挑的，钱是她付的。营业员装好电话卡，她让我先存下她的号码。我刚存完，手机便响了。
母亲站在半步之外，举着自己的手机，认真地问：
“听得见吗？”
店里的人都笑了。她也笑了。
“现在听见不算。等你走远了，还得听得见才行。”
我带着那部手机去过几座城市。屏幕摔裂过，电池换过，最后一次关机之后，再也没有亮起来。坏手机后来折了价，照片、号码和通讯录搬进了下一部手机，白盒子却留了下来。
此后每搬一次家，我都把它装进更大的纸箱。到了新住处，再原样取出来。它从来没有盛过东西，也没有被压扁过。每一处住处，都给它留过一个完整的位置。
妻子的书在墙边放了几天。从旁边经过，总要收一下脚。最上面的两本渐渐落了灰。她没有催，白盒子却从窗台挪到了桌角，又从桌角挪到了柜顶。
周末，我把它取下来。
盒盖依旧开得很慢。里面的纸托仍然白净，手机躺过的凹槽也还在，只是那个尺寸早已过时。
我拿出现在使用的手机，放上去比了比，机身宽出一圈。看着那个旧轮廓，我拨通了母亲的号码。
说起手机盒，她一时没有想起来。
“哪一部？”
“我第一次去外地那年，你买的。”
“我给你买过手机？”
“在店里，你站在我旁边给我打电话，还问我听不听得见。”
她停了一会儿，笑了。
“隔着半步，打什么电话。”
电话那头传来电视声，电话这头也有响动。妻子正把书一本本拿起来，拂去封面上的灰。
母亲问：“你那里忙什么呢？”
“收拾东西。她的书还没地方放。”
“那你先收拾。收拾好了再打。”
挂断电话，屏幕暗了。手里的手机放不进旧纸托，母亲的声音刚才却从这里传了过来。
我再看盒子，里面留下的，不过是一部旧手机的尺寸。
我取出纸托，双手压住盒子的两边。硬纸板撑了一下，粘合处随即轻轻裂开。
妻子抬头看我。
“不要了？”
“盒子不要了。”
我把压平的纸板放进回收袋。她抱起墙边的书，和我一起把它们放上空出来的书架。
最后一本放好，她没有把书摆满，而是将整排往左挪了挪，留出一段空位。
我问：“这里怎么空着？”
她说：“以后还会有书。”
我看着那段空位，没有再找东西把它填上。